城市拆迁房屋数量急剧增加 强制拆迁的解决办法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市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实施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实施强制拆迁之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拆迁房屋数量急剧增加，拆迁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而由此引发的矛盾拆迁不断升级。作为拆迁矛盾引发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强制拆迁。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房屋拆迁，至今已走过十几个年头，拆迁己经成为人们这个社会进步、城市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城市原有的格局已经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若要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就必须通过拆迁实现城市空间的延伸和功能的重新布局。二是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自身的居住、生活环境也提出更高要求。三是由于城市改造，城市中许多地方己成为旧城区，同时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原来的城市郊区村被纳入城区范围而成为“城中村”，要实现城市建设格局的和谐统一，也要求对这部分房屋进行拆迁。现实中，或者被拆迁人不满安置补偿的标准过低、或者被拆迁人故意借拆迁的机会漫天要价，常常使得拆迁工作难以顺利进行。然而，拆迁的整体格局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架构上，由国家权力支配的，因此也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强制拆迁制度也就与拆迁制度本身相伴相形

强制拆迁的解决办法如下：

解决方法

叫停强拆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任何人要征收住户的房屋都必须得到住户的同意，实行公平交易，从住户的手中把房子买去，如此一来，建设方就拥有了房屋的产权，想怎么拆就怎么拆，压根儿就不存在强制拆迁的问题啦。现在的情形根本就不是这样，某些地方政府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没有与住户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强行拆除住户的房屋，这是典型的侵犯私人财产，无疑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就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邀请建言全国人大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北大5名法学学者举行座谈会，研讨拆迁制度修改的有关问题。这表明《拆迁条列》即将得到修改，的确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不管《拆迁条列》如何修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能够切实保证不再发生被拆迁户“自焚”的悲剧。

强制拆迁

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

针对近段时间城市拆迁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沈岿、王锡锌、钱明星和陈端洪五位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立法机关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撤销这一条例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进行修改。

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法律精神：

第一，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这是国家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的限制。显然，这是一个行政法的范畴。

第二，虽然政府可以不依照民事契约行为而强行取得他人财产，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行政权力可以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国家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并不是无偿剥夺，而应当给予补偿。如何补偿或补偿多少，则涉及民事法律的范畴。

今天的中国，城市建设每天都在进行，政府对土地的征用和居民拆迁当然难以避免。但是，当残垣断壁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纷纷塌落时，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传统屏障却冥顽难移。这种严重的不协调，势必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和相关恶性案件的频频发生。

应当说，在实体法律的规定方面，我国的宪法、物权法在这个领域内已经基本一致和到位。但是，在有关程序法律的规定方面，则出现了严重落后、脱节和混乱的局面。我们已基本上解决了“过河”的目标问题，但在如何“过河”的方式方法上，一直还踯躅不前。

依照现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提出了对公民不动产的征收和征用的指令后，通常是将“拆迁人(多为房地产开发商)”推至前台直接面对“被拆迁人”，自己“淡入”幕后，扮演一个“行政仲裁人”的角色。即使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对簿公堂，政府也可以回避涉讼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运动员兼任裁判”的方式，实在令人费解。

而且，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一方，还可以转身兼任“法官”———行使最后的强制执行权。固然，在有些领域，行政部门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排除行政强制力的使用。但是，在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重大理由面前，是否还可以纵容这类行政强制力的使用或滥用？遗憾地发现，中国是至今还保留有直接用行政强制措施处理不动产征收、征用问题的极少数的国家之一。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司法原本是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当需要对公民财产权和意思自治采取极端限制的时刻，即便出于重大的正当理由，也必须慎重行事。因此，为了避免“铲车和汽油瓶”之间原始对抗的频频发生，如今，是到了考虑将“行政强制权”从政府手里收回的时候了。将这个领域的最终强制权统一归于司法领域，是最终解决拆迁暴力冲突的必由之路。

尽管还不能向人们证明，司法解决方案在中国可以高枕无忧。但是，司法程序的相对公开、透明，证据呈供的严格、律师的法庭辩论以及对弱势群体提供司法协助等，显然可以发挥一定的透析程序、缓解矛盾的作用。同时，通过镇定而费时的司法程序，可以间接地减缓城市发展的速度，也会契合当下“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要彻底解决城市土地和房屋征用和拆迁中的失序状态，仅靠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够的。在目前情况下，亟须对个别明显滞后和混乱的法规和规章进行及时的清理与废止。世界法律文明史表明，一种游戏规则，只有当大多数人承认其公平公正而甘受其约束时，这种规则才可能发挥真正的效力。否则，依靠习惯的强力压制来维持，不满与危机就会在暗地里蔓延。

拆迁搬迁

备受关注的房屋拆迁立法又有了新进展。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再次就有关立法邀请专家召开座谈会。对此,参加了座谈会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记者表示,在整个环节中,房屋的征收、补偿才是核心,而拆迁属于实施阶段;只要征收和补偿真正得到落实,后面就不会出问题。 座谈会上提交讨论的条例草案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与去年12月的讨论稿相比去掉了“拆迁”二字。同时,新条例草案中“拆迁”的概念成为历史,并由“搬迁”取代。对此,薛刚凌解释说,条例草案的这些修改是为了弱化“拆迁”的概念,而把关注重点放在征收和补偿环节。这对于遏制强制拆迁、暴力拆迁能起到积极作用。 薛刚凌表示,新的条例草案进步明显:在立法思路上,条例草案纠正了现行拆迁条例与物权法不一致之处,贯彻了物权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才能启动行政征收程序,商业开发则要由开发商出面和业主协商;在补偿环节,条例草案对补偿标准、评估程序和公众参与都有详细规定。 薛刚凌提醒说,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混合是目前立法的难点。比如,建一座大商场,肯定有商业利益,但也方便了社区居民购物,还能拉动上下游其他产业的发展。在这些建设项目中,既要充分保障业主的权益和补偿,又要避免漫天要价、极端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因此,立法上不能绝对化,而要理性考虑。

紧急通知2011年9月9日电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必须慎用强制手段，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

以下为通知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

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有的被执行人以自焚、跳楼等自杀、自残方式相对抗，有的以点燃煤气罐、泼洒汽油、投掷石块等方式阻挠执行，有的聚众围攻、冲击执行人员酝成群体性事件，有的法院干警不当使用武器致人死伤等等。前不久，湖南省株洲市又发生一起被执行人在房屋拆迁强制执行中自焚(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事件。上述事件虽属少数或个别，但引起的社会关注度极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其中的教训也极为深刻。为防止和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

一、必须高度重视，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往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矛盾多发的领域。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干警必须站在依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将此作为坚持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以更加严格执法的信念、更加严谨审慎的态度、更加务实细致的方法，依法慎重处理好每一起强制执行案件，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坚决防止因强制执行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

二、必须严格审查执行依据的合法性。对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其征地拆迁具体行政行为的，必须严把立案关、审查关，坚持依法审查原则，不得背离公正、中立立场而迁就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凡是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凡是补偿安置不到位或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不得作出准予执行裁定。

三、必须严格控制诉讼中的先予执行。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原则上不得准许，确需先予执行的，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

四、必须慎用强制手段，确保万无一失。对当事人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判或既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行为确定义务的案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听取当事人和各方面意见，多做协调化解工作，尽力促成当事人自动履行。凡最终决定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务必要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定详细工作预案。凡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当事人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行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等恶性事件的，一般应当停止执行或首先要确保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并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好协调、维稳工作，确保执行活动安全稳妥依法进行。

五、必须加强上级法院的监督指导。上级法院要切实履行监督指导职责，增强工作协同性，及时发现和纠正下级法院存在的各种问题。下级法院要主动争取上级法院的指导和支持，充分发挥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优势。凡涉及征地拆迁的强制执行案件，相关法院在执行前必须报上一级法院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六、进一步优化执行工作司法环境。鉴于目前有关征地拆迁的具体强制执行模式尚待有关国家机关协商后确定，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争取各方理解和支持。凡涉及征地拆迁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必须事前向地方党委报告，并在党委统一领导、协调和政府的配合下进行。同时，积极探索“裁执分离”即由法院审查、政府组织实施的模式，以更好地发挥党委、政府的政治、资源和手段优势，共同为有效化解矛盾营造良好环境。

七、严格重大信息报告制度。凡在执行中发生影响社会稳定重大事件的，有关法院必须迅速向当地党委和上级法院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做到信息准确、反应灵敏。对不具备交付执行条件的案件，凡遇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和不当干扰的，必须及时向上级法院和有关机关报告，坚决防止盲目服从、草率行事、不计后果的情况发生。

八、明确责任，严肃追究违法失职行为。凡是因工作失误、执法不规范或者滥用强制手段、随意动用法院警力实施强制执行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严重损失等恶性后果以及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或者对重大信息隐瞒不服、歪曲事实，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等负面效果持续扩大的，要严肃追究有关法院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并予以曝光通报。[3]